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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宠儿:明清景德镇梅瓶 在今年4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青花釉里红海水九龙纹梅瓶闪亮登场,吸引了各路藏家的眼球。经过激烈竞争,这件梅瓶最终以843.76万港元落槌,创下了同类梅瓶的又一拍卖高价。古瓷中的梅瓶历来都很受收藏投资者的追捧,尤其是一些精品之作,一经拍场亮相,总会有不俗的表现。 在海内外拍卖市场上,明清时期的梅瓶可以说常有露面,但是明清以前的梅瓶往往难得一见。梅瓶在早期只是一种普通容器,后来经过不断演变,逐渐具有了实用器、陈设器、冥器等多种用途,一直非常流行,历来都被收藏家和古董商视为宝中之宝。即便是明清时期的梅瓶在拍场上也是精品难寻,拍卖价格在不断的攀升,成为备受藏家瞩目的热门拍品。 近两年,拍卖市场上也曾上拍过一些梅瓶的重头拍品。如香港佳士得曾上拍的北宋磁州窑刻花褐彩梅瓶,瓶高27厘米,尽管只是一件高古民窑作品,却仍以1350.75万港元拍出,创下了宋代磁州窑梅瓶拍卖的记录。 明清时期的梅瓶构成了梅瓶拍卖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清三代的梅瓶更是占据了市场成交价位的高端。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清雍正豇豆红釉梅瓶,估价100万至150万港元,成交价为224.8万港元。200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清乾隆白釉浮雕赶珠云龙纹大梅瓶估价150万至200万港元,以303.2万港元成交;清乾隆釉里红梅瓶估价70万至90万港元,以84万港元成交。此外,那些工艺精良、传世稀少的梅瓶一旦出现就可能会创造出惊人的成交价格,如2004年香港苏富比上拍的清乾隆胭脂红地轧道锦文粉彩缠枝花卉纹梅瓶,以4399.25万港元的成交价创造了梅瓶拍卖的世界记录。 明清景德镇官窑烧制的梅瓶在拍卖市场上都是身价不菲,其中又以青花梅瓶居首,价位在几百万元也不足为奇。明永乐、宣德年间的一个青花梅瓶,估价也在200万元左右。当然,一般的民窑梅瓶价格相对就低些,可能市场流通价格从几万到一二十万元不等,主要还得看其质地、品相而论。但造型和釉色非常精美的民窑梅瓶,如瓶身还绘有人物、动物等特殊的纹饰图案,市场价格还会更高。 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步入现代社会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以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古老的陶瓷艺术现代意识相交织、融合,从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今天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景德镇现代陶瓷艺术的风格和特色,首先表现在陶瓷造型上。艺术家们尤其是中青年艺术家都刻意追求造型的时代感,改变了长期以来以传统造型样式为圭臬、陈陈相因的局面。尽管还有不少造型仍保留有传统样式的痕迹,甚至完全借用传统造型样式,但在各部的比例和节奏、体量和空间的对比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适应新的审美要求的改进。例如增大高度和腹径比例的高型葫芦瓶,缩短口颈比例的短口悬胆瓶等。不论是传统样式的变体型还是全新样式的创造型,几乎都具有造型饱满、线条简洁、体态修长、转折流畅、对比强烈的新的观感、新的特征,能够与现代社会时尚、现代生活情趣、现代文化思潮、现代审美心理相适应相协调。 在装饰题材上,现代社会给艺术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现多以自然景物、民俗民情和民族文化的现实题材为主旋律,乡土气、自然趣、人情味、生活情更足更浓了。 在装饰构图上,除了传统的主题独幅式、正反主次式、锦地开光式、图案边脚式外,新颖别致的构图层出不穷,产生了诸如分层平地式、分格条块式、散点满布式、通体连接式、通景压幅式,旋转斜纹式、自由缠技式、图地相衬式、阴阳对应式、书画合壁式、毛地开窗式、综合构成式等许多新颖的形式。 在装饰表现形式上,除传统的写实外,更多的是兼工带写、写意和抽象共生共荣,相辅相成。写实者一丝不苟,严谨细致,将描绘对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惊叹艺术家技艺的精湛;写意者泼辣大度、气势磅礴,袅袅数笔,形神皆出,令人感到艺术家潇洒的笔墨神韵和情怀;抽象者匠心独运、意蕴深邃,将形式与创意融化,留给人们更多的联想空间,用心揣摩而又难以揣透艺术家深藏谷底的观念和个性,令人觉得余味无穷。 德化“中国白”入主“白宫”明朝一代宗师何朝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被称为“中国白”。 德化白瓷以其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亦被称为“中国白”。目前,“中国白”正在成为德化陶瓷的代表,它在德化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宫殿——中国白艺术宫,有人笑称其“白宫”。 “‘中国白’,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德化白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耐看且有收藏价值 每件瓷器都有它的欣赏价值,但不是都有收藏价值。“中国白”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是收藏品中的佼佼者。 德化中国白艺术宫主人陈仁海介绍,在德化,每一件成功的“中国白”作品都属百里挑一的精品,它们不但独具神韵,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一份历史记载、一个重要人物。 作为火与土的艺术,古今瓷器,因其既能给居家增添文化氛围和美的享受,又能给人们带来增值效应,因此,历来备受人们的青睐。“中国白”瓷雕缘何走俏藏市呢?专家总结认为有几点:创意新、设计美、工艺精、内涵丰富,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白”几乎都是限量打造。 越摸越光泽且不变黑 德化“中国白”不仅耐看,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还很“好摸”。 一般的白瓷雕是不可以摸的,因为,人的手上或多或少带有汗渍和杂质,白瓷一被触摸,就会与之发生反应,从而失去其纯白度,没有了新瓷的美观。 而“中国白”则不同,它不仅新品美观、好看,而且“出淤泥而不染”,只要你不用力摔打,可以尽情触摸、把玩。因为,就算经过手上汗渍洗礼,它也一样冰清玉洁,不受纤尘污染。而且常摸常新,反而光泽度更好,不会变黑。 在手上把玩还能保健 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瓷器,尤其是精美瓷雕都是“只能看不能玩”的。 而“中国白”则正好相反,除了耐看、好摸两个特性外,德化“中国白”正在开发一种“能玩的”保健性瓷雕。 据了解,德化正在研发一种可以拿在手心里玩的实心中国白瓷雕。在好摸的基础上,依据科学设计,增加“棱角”,以达到按摩保健之功效。从而打破瓷雕“只可欣赏不可靠近”的传统制作模式。皇家哥本哈根经典瓷器系列
皇家哥本哈根瓷器兼具丹麦传统手工艺和中国瓷绘风格,因奢华尊贵闻名世界,是丹麦人引以为傲的国宝。1775年5月1日,丹麦皇太后茱莉安玛莉建立ROYAL COPENHAGEN皇家哥本哈根瓷厂,作为御用工坊专为皇室制作陶瓷用具和礼品。 建厂二百多年来,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创作了多款最具经典的系列陶瓷产品,因其高超典雅的艺术设计和制作工艺,一直是欧洲贵族和上流社会奢华用品的代表用具,包括Flora Danica(丹麦之花)系列、Blue Fluted唐草系列、Mega Blue Fluted大唐草等系列。目前该厂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日用餐茶具、小瓷偶及饰品礼物。日用餐茶具有四季盘、丹麦之花、鱼盘、唐草、大唐草、棕榈唐草等系列;小瓷偶和饰品礼物有芭蕾舞女、大唐草饰品、复活节彩蛋、雪人雕像等系列。如今,皇家哥本哈根瓷厂每年推出系列新产品已经成为他们的惯例,像年度盘系列、纪念盘等。
Flora Danica(丹麦之花)系列 丹麦之花系列是丹麦国王克里斯汀七世为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定制的礼物,由当时最具天分的艺术家Johann Christoph Bayer负责。Johann Christoph Bayer和他的工艺师们仿照植物图案手工刻画,并采24K金镶饰盘边,经过12年的制作,终于在1802年完成全部1802件作品,目前幸存的有1503件,被誉为瓷器黄金时代独创的最具灵感的欧洲艺术品之一。
接下来的60年丹麦之花停产,直到1863年丹麦公主亚力山卓嫁给威尔士王子,丹麦皇室再度制作此尊贵的皇室餐具。200多年后的今天,丹麦之花系列仍被仿制,精细复杂的釉下彩装饰图案包含有700多种野生植物,这些 “丹麦之花”图案都是从百科全书精选出来的。艺术家Johann Christoph Bayer1738年出生在纽伦堡,他的父亲拥有一家玻璃绘画工厂,因此他大部分时间追随着父亲的足迹,这使他迷上瓷器绘画。经过数年自学,Johann Christoph Bayer到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工作,由于画技精湛、贡献大,他迅速出名并且领导设计这个传世经典方案——“丹麦之花”系列。
Blue Fluted唐草系列 唐草艺术图案是丹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全世界的鉴赏家来说,它就是指丹麦瓷器。唐草系列是皇家哥本哈根最早的瓷器餐具,1775年公司成立时就采用了此款设计,而后它迅速流行起来,从未走出时尚圈。尽管这一造型源自中国,并且被众多国家瓷厂广泛使用,丹麦唐草还是赢得了自己的世界声誉。这归根于丹麦唐草系列图案由特殊训练的绘画家手工绘制,一个唐草盘子需要1197笔,这一传统被新一代的陶瓷绘画家延续至今。 为了纪念皇家哥本哈根建厂225周年,2000年,由一位丹麦设计学院的学生Karen Kjaldgard-Larsen设计,唐草系列长大变成Mega Blue Fluted大唐草系列,所绘图案截取放大了唐草系列细部特征而来。 年度盘系列 1908 年,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开始生产年度盘系列,它延续传统制作方式,每一只盘底皆有工艺师的亲笔签名。 1986年至今的年度纪念盘及千禧纪念盘由Sven Vestergaard设计。 Sven Vestergaard生于 1932 年,16岁时,到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做釉上彩手绘艺术学徒,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至今仍很明显,表现在他注重微小的细节和把握瓷胎的厚薄的技艺。1959年,Sven Vestergaard离开皇家哥本哈根瓷厂,在丹麦各个广告中介做插图画家。1975年,哥本哈根瓷厂设计工作室缺少艺术总监,仍然迷恋陶瓷的施旺维斯塔格又高兴地回到瓷厂,继续发挥他陶瓷艺术绘画的天赋。同年,Sven Vestergaard有幸设计年度盘子,他系列年度盘作品的第一只盘子。1985年,Sven Vestergaard成为皇家哥本哈根年度盘指定设计师。 风格独特宋哥窑 宋代哥窑瓷器的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为装饰而著称。清代乾隆皇帝曾写下十首赞颂哥窑瓷器的诗篇,其中《粉青葵瓣口盘》一诗中曰:“色暗纹彰质未经,哥窑因此得称名。”另一首《曝书亭集砚铭》赞道:“丛台澄泥邺官瓦,未若哥窑古而雅。绿如春波停不泻,以石为之出其下。”
哥窑是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一。宋人文献没有哥窑的记载,元人孔齐首次提及哥哥洞窑,他在《至正直记》里有“乙未(1355年)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看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可见至晚自元未起,哥窑已被认定为宋代名窑,而且当作重要收藏对象。把哥窑列为宋代五大名窑,最早见于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该书有“内库所世故柴、汝、官、哥、钧、定”的记载。由于哥窑窑址至今还未找到确切公认的窑址,因此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对宋代哥窑进行着不间断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近代我国的陶瓷界、考古界、科技界等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承前启后地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以已故的我国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为代表,在不计其数的凡属哥窑类型的器物中,进行分类、排比、对照中筛选出为数极为稀少的器物,认定为传世哥窑瓷器。这种传世哥窑瓷器指的是元人孔齐在《至正直记》时所记载的“旧造”哥窑瓷器,而不是其他窑的产品,更不是后世各朝代的仿制品。 传世哥窑瓷器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国外一些大型博物馆及少数收藏家手中。这些传世哥窑瓷器造型有碗、盘、碟、洗、瓶、鱼耳炉、罐等。烧制时大多采用垫烧工艺,个别用支钉支烧。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胎质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呈黑灰、深灰有紫口铁足的现象,浅灰、土黄的没有紫口铁足。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也有砂米黄、浅灰青、米黄色等。釉面均有纹片,有大小纹片相结合,有纹片非常细小的鱼子纹,有大纹片呈黑色,小纹片呈黄色的全丝铁线,有的纹片仅为一色。纹片按颜色来区分,有鳝血、金丝铁线,有浅黄鱼子纹等。按开片的形状来区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百圾碎、鱼子纹等。 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哥窑瓷器中,尤其是那件鱼耳炉闻名天下。笔者收藏一件宋代哥窑鱼耳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它风格独特的丰姿神采。炉高10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0.7厘米。炉体为圆形,胎体厚重,矮圈足,口微敝,口沿圆滑,呈泥鳅背形状,腹外鼓,腹下部逐渐往内收,颈腹之间对称地竖向堆塑鱼形耳一对,整个造型新颖独特,自然大方,沉稳凝重,给人以浑厚稳重之感。特别是对称的鱼耳,堆贴的恰到好处,既能使器物利用鱼耳曲线变化产生动感之美,又能使其作为祭祀供神之器显得庄严端庄。器物内外均施釉,圈足露胎外呈浅黄色,胎呈浅灰色,胎质较粗。敲击器物,没有那种悦耳的金石声,而是近似噗噗的哑声。釉层较厚,灰白中带微青色,素雅莹净,滋润如玉。釉呈失透乳浊状,并有不觉察的缩釉现象,釉至足端露胎处不太整齐,口沿没有紫口的特征。用三十倍显微镜观察,其间能看到隐隐约约、非常细小的小气泡,俗称“聚沫攒珠”。整个造型庄严高贵,特别是釉面上有纵横交错的大小纹片,上紧下宽,结合自然紧密,匀整而清晰,纹线呈黑色,整个器物看起来好像用一块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美石堆贴而成,使人感到是一件天衣无缝、巧压天工的杰作,正如清代乾隆皇帝在诗中所赞颂:“以石为之出其下”。 宋代哥窑瓷器自诞生之后,这种风格独特的瓷器品种盛烧不衰,赓续相继,历代文人雅士为文作诗,赞不绝口。特别是釉面那种层层叠叠、千奇百态的开片纹饰,不但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审美的新情趣,而且确有“巧如范金,清比琢玉”之感,在宋代五大名窑中首屈一指。 景德镇陶瓷技艺面临失传 两年前,景德镇市的市民满怀激情地为这个著名的世界瓷都庆祝千岁生日。目前,正在公示的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景德镇陶瓷制作技艺榜上有名,原因是这门古老的技艺虽然精彩却面临失传之虞。
有一份“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项目申报书”,其中专门列出了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谱系”。这个“谱”根据目前健在老艺人的考证,列出了拉坯、利坯、施釉、画坯和烧窑等5项手工制瓷工艺的传承谱系共13位老者。 这个谱系中目前仅健在6人,其中有2人已转行。另外,谱系列到第四代、第五代时,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下传徒弟不详”、“以下未授徒”。 72岁的王炎生老人从1945年从事陶瓷技艺至今,已经手工拉坯60年了,他也是目前健在的最早的手工拉坯师傅。 在景德镇市古窑瓷厂,王炎生会给游客们表演绝技:在辘轳车头放一团瓷泥,他双手相桴,随著车盘的旋转,5秒之内,一个碗的雏形就在他的手中出现了。 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还包括利坯、画瓷、上釉、入窑等。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72道之多。炼泥的只管炼泥,拉坯的只管拉坯,彩绘者也是画者画而不染,染者染而不画,如此明细分工提高了制瓷效率,也使景德镇瓷器博得了中国历代皇家的宠爱。 “全国、全世界手工制瓷工艺保护如此完整的城市,可能只有景德镇了。”景德镇市文化局局长江华介绍。 上世纪70年代末,景德镇市政府将老城区内的部分古作坊、窑房迁移至郊区,专门成立了陶瓷文化博览区,并调集有特长的老艺人以“带子传艺”的方式生产、献艺,以期达到“融文物保护、手工制瓷工艺展示与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目的。 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无法从本质上起到承传遗产、弘扬传统的作用。在被推荐进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景德镇传统制瓷、安徽省界首市彩陶烧制技艺、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等12项陶瓷烧制技艺中,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著濒危,对其发掘与保护的工作迫在眉睫。 “机械化、现代化让大量传统的手工制瓷工艺及相关器具和设备被淘汰。”老艺人王炎生游历过国内众多产瓷区,对传统制瓷方式的丢失非常痛心:“大量的老艺人、老文化人纷纷故去,他们的技艺、他们的经历连同他们的所见所闻都烟消云散。”王炎生有个徒弟13岁跟他学艺,但已经故去。王炎生从此没找到合适的传人。“现在的年青人连当地的传统文化都了解不多,技艺传承自然危机四伏。”他说。 为了挽救景德镇陶瓷业的颓势和重现历史辉煌,在中央有关部委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景德镇开始打造中国陶瓷产业的“教育、科研、产业、流通”四大基地。 目前,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景德镇已初步建成了全亚洲独一无二、完善的陶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每年培训各类陶瓷专业人才上万人。 怎样鉴识民国瓷器 民国瓷是1911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内烧制的瓷器的总称。在这38年内,江西景德镇仍然是中国的制瓷中心。民国建立后,专为皇室烧制瓷器的景德镇御窑厂停办,为了生计,一些制作瓷器的名匠高手流落到民间,在百业萧条、唯有古玩行业兴旺的背景下,为中国的制瓷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虽不足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其中比较精致的有洪宪瓷、新粉彩瓷、仿古瓷以及一些书堂款的瓷器。
民国初年景德镇所制瓷器中不乏精品,而洪宪瓷更是光彩夺目,堪称这一时期的官窑瓷。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命郭葆昌为陶务署监督,赴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郭葆昌到景德镇时袁世凯尚未称帝,最初即按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居仁堂的称谓先烧“居仁堂制”款瓷器。居仁堂即清代慈禧太后修建的海晏堂。“居仁堂制”款瓷器是郭葆昌邀集了清朝御窑厂的各路高手,由著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以雍正、乾隆朝最优秀的粉彩、珐琅彩为蓝本,制作的一批高质瓷器。同时郭葆昌在景德镇利用职权也为自己烧制了一些同类器,这些瓷器和“居仁堂制”款作品统称为“洪宪瓷”,其胎质白润,绘画细腻,色彩清淡,玲珑轻巧。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洪宪瓷中有书“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款的器物,它们都是民国时期古董市场泛滥,为迎合收藏者猎奇的心理,一些瓷商、高匠烧造出来的,主要是粉彩、珐琅彩碗、盘、瓶一类作品,有的很精美,有的水平很差。因为据郭葆昌本人透露,未曾烧过带“洪宪”款的瓷器。当时袁世凯称帝总共只有83天,全国反袁之势日盛,郭葆昌在遥远的景德镇根本来不及烧制署款为“洪宪”的瓷器,帝制政权就已被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冲垮了。
新粉彩瓷是民国瓷中的一大亮点。其画师都出身艺匠,以工见长,作品浓艳俏丽,更符合市民的欣赏习惯。新粉彩在传统的基础上,把书、画、诗、文发挥到了极致,与传统粉彩相比,在造型、线条、色彩、光彩、意境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画的技法,实现了“瓷”与“画”的完美结合。新粉彩的全盛时期是在1912年至1940年间,其代表为第一代新粉彩画师潘匋宇和汪晓棠。潘匋宇民国初年曾任江西省立甲种窑业学校图画教员。汪晓棠曾为袁世凯画过洪宪瓷,与潘匋宇同为民国初年的新粉彩大师。第二代新粉彩画师是“珠山八友”。珠山系景德镇市中心的一个小丘,是前清御窑厂所在地。1928年瓷板画开始流行,为了便于接受订货,在王琦倡导下8位画师成立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前后共10位画师参加,分别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和刘雨岑。第三代新粉彩画师活跃于30年代以后,有的到五六十年代仍在创作,大多师承珠山八友,有方云峰、刘希任、万云岩、汪小亭、张沛轩、王锡良等人。这几代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恰好当时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各种仿古瓷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看点。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景德镇的仿古瓷红极一时,所仿古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从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隋、唐、五代的白瓷,到宋代汝、官、哥、定、钧窑瓷,以及元、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瓷等等,其中清雍正、乾隆两朝的彩绘瓷器是最为热门的仿制对象。因为没有了官方限制,民国仿古瓷中随意书写明清两代纪年款的瓷器大量出现,而且有的款识仿写得惟妙惟肖,不仔细分辨,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代官窑瓷,这在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此外,署“静远堂制”款的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专门摹仿清代雍正瓷器釉面精细的特点,其风格大体与“居仁堂”款器物相同。署“延庆楼”款的,为曹锟定烧的瓷器,以北京中南海延庆楼为名,品种较少。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一路走高,民国瓷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上也表现出强势,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甚至超过了晚清官窑精品瓷。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它都不亚于晚清官窑瓷器,加之民国距今也不过百年,有不少仿品也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媲美,这些都为民国瓷的收藏和升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中国瓷都的陷落与突围 如果说艺术的辉煌仍然值得景德镇骄傲的话,那大众对它的远离确是不争的事实。很多时候,景德镇瓷器只不过成为少量收藏家的把玩之物。现在景德镇如同一个没落贵族,而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的极度辉煌。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陶瓷艺术教授、大师作品展”上,一个直径46厘米的彩绘坐盘吸引着大家的目光,价目表赫然写着60万元。系已故教授施于人的作品。
艺术陶瓷的盛宴
施于人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海内外的陶瓷艺术家,作品多次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他善于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过去的一切,从传统中吸收滋养,广泛吸收民间艺术质朴率直的表现手法,曾经有“中国陶瓷一代鼎臣”之盛誉。
“从技术方面来讲,我们现在的陶瓷艺术比明清时代都要高,比如坐盘,现在我们能做到60厘米直径大小,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在色彩的表达上,以及绘画的技法上都有很大进步,这让我们中国的瓷器表现力加强了。”在施于人的高足钟莲生看来,科技和技术的改变,让瓷器的制作有了更大的发展。
高处独舞影自怜
如果说艺术的辉煌仍然值得景德镇骄傲的话,那大众对它的远离确是不争的事实。很多时候,景德镇瓷器只不过成为少量收藏家的把玩之物。现在景德镇如同一个没落贵族,而翻开尘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的极度辉煌。
中国的陶瓷业至宋代得到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
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出现了枢府窑,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名声远扬世界。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此后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清代的外销瓷,很多是由景德镇制坯,然后运往广州,按照西洋人的要求,根据提供的本样加工彩绘,开炉烘烧,形成彩瓷。 建国后,景德镇也有很大的辉煌成就。1975年景德镇为毛主席研制过专用瓷,就是现在称为“7501”的中南海用瓷,以晶莹剔透的釉色和美观大方的梅花装饰,非常精美。现在制作的第二代中南海用瓷,又以造型新颖独特,纹饰庄重典雅,材质精良如玉,釉色明亮如镜的特点而引人注目。
但是,在今天景德镇的很多国营企业都已经破产倒闭。有人甚至这样说,景德镇根本生产不出一套完整的餐具。
如今,漫步在景德镇的大小作坊,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坊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生产的梭式窑。在现代化流水线的生产条件下,陶瓷制造的废品率比德国、英国等国家要高。“我们现在都用着外国人做的窑,我们的商业化制作能比人家好吗?”
钟莲生反问的同时又好象在自问,言语之中透出一种无奈。 海外的辉煌
如果说千年瓷都产业化在不断衰落,而西方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瓷器却在不断突破。瓷器从中国传到西方是在16世纪,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狂热喜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不惜巨资购买收藏中国瓷器的同时,也开始了一系列尝试。
如今,英国的皇家道尔顿、皇家德比、威积伍德、雅致等国际顶级瓷器品牌,及Lotus、 Naritaka、柏图、IVV等知名瓷器品牌都点缀在西方家庭的厨房和餐桌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生产瓷器的故乡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除了从中国学习传统工艺,欧洲瓷器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骨瓷”。骨瓷就是用骨粉加上石英混合而成的瓷土烧制而成的瓷器。最早的骨瓷是1974年英国人发明的,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高档瓷种。后来我国也研制成功,成为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生产骨质瓷的国家之一。
戴安娜王妃生前最爱的瓷器就是曾被欧洲王公贵族称为“白金”的骨瓷。
现在骨瓷的制造厂商主要为欧洲和日本两大系统:日本骨瓷器皿造型及图案较保守,强调典雅;而欧洲瓷厂强调设计感,图案的取材广泛,其中皇家道尔顿占英国骨瓷产量的40%,是世界著名的骨瓷大家。
尽管皇家道尔顿的价格不菲,但3000—4000元的套装骨瓷餐具仍是国内抢手的货品。
当年皇家道尔顿首创在白瓷的釉下描绘图案,现在已经成为骨瓷最具代表性的造型,最为人知的“老镇玫瑰”系列,就是戴安娜王妃的最爱,有浓郁的怀旧情绪,以22K镀金手绘进行描边,在餐具上贴着雅致的紫色和金色玫瑰花。
“企业管理方式的落后和江西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让景德镇的瓷器在商业化方面并不很成功。”来参加展出的女工艺大师秦胜照一句普通的评语道出背后的实质。
围城内外的困惑
秦胜照的身份是女陶瓷艺术家协会副会长。景德镇的陶瓷技术以前都是家族式的传承,传男不传女,到了她这一代,因为新中国成立她们有了机会可以学习陶瓷艺术。
钟莲生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报考学习陶瓷的时候,景德镇学院美术系一年就招收40多人,报名的也不过100来人,但现在一年要招800多人,报考的人数增加到了8000多人。很多外地学生涌入景德镇学习陶瓷,而本地的一些人却不再留恋那门技艺。
“我希望我的儿子也来学习陶瓷艺术,但他现在学了日语,在景德镇做起了导游。”秦胜照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当地的传统,虽然现在的情况叫她痛心。
景德镇具有完整的陶瓷科研体系,现有部属、省属、市属、特种、古陶瓷5个陶瓷研究所,国家日用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陶瓷标准化中心和国家陶瓷文献信息中心均设在景德镇。
瓷都景德镇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拥有全亚洲独一无二的陶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及陶瓷职业大学培养了上万名陶瓷专业人才。
一个月前,两只巨大的陶瓷“皮鞋”在景德镇老厂胡春凌陶瓷作坊内烧制成功。
这两只特殊的陶瓷“皮鞋”是用陶瓷为原料并仿造皮鞋样式烧制而成,长度为122厘米,从设计到烧制成功共花了11个月的时间,失败了九次最后才成功。它比世界吉尼斯纪录中长66.6厘米的陶瓷皮鞋长出近一倍。但坚实的商业步伐远比一双大鞋更加重要。瓷都的意义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瓷都德化的艺术传奇与财富故事位于福建中部的德化有着“中国瓷都”之誉,而白瓷和瓷雕正是德化的拳头产品,如今,德化县城里聚集着上百家的陶瓷艺术研究所,在这个人口仅30来万的小城里,正上演着一个个精彩的艺术传奇与财富故事。 1600万?不卖! “陈仁海”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商标。 “神雕侠侣”的幸福生活 “我对瓷雕艺术始终抱有神圣感和庄严感,我不喜欢有铜臭味的作品”,一脸瘦削的柯宏荣开门见山地说。 “飞天”陶瓷艺术研究所所长郑雄伟从架上取下一只白色瓷碗,托住碗底,往碗沿上沾了点水,手指随意在上面滑动了几圈,一阵空灵悦耳的声音随即从碗上扩散开来,“我把它称作‘中国响碗’,只有上好的瓷质加上恰到好处的薄度,碗才能发生声音”,郑伟雄介绍道。 2005年中国钧瓷发展回眸 2005年11月,对于百万禹州百姓来说,钧瓷成了他们心中最隆重的盛典。 11月18日,2005年“中国钧瓷文化宣传周”正式启动。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组委会安排了“钧瓷名窑”评选,钧瓷精品、珍品评定,手工成型技能大赛等活动。这次活动由河南省轻工业协会、禹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会议的主旨是展示一年来的创新成果,激励更多的窑口在创新的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11月23日,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又在禹州盛装开幕。在历时3天的时间里,来自8个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就钧窑的起源与历史、钧瓷的窑变艺术与烧制工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河南省文物局主办,目的是通过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钧瓷的发展与创新。 既像一种巧合,实是一种必然。在这一个月内,钧瓷成了举市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创新又成了政府官员、古陶瓷专家、钧瓷艺人议论最多的话题。其实,2005年整个钧瓷发展的重心就是两个字:创新。这一个月,只是全年工作的一个缩影。 纵观2005年,整个钧瓷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市场运作步伐加快 ★钧瓷身价全面提升 2005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专程来到钧瓷故乡——神垕,出席了国礼“华夏瓶”的开窑仪式。这是钧瓷第三次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领导人。这样的赠送活动不仅使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钧瓷名扬海外,而且通过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使钧瓷的身价得以提升。这样的提升方式不仅使荣昌钧瓷坊声名大振,经济效益随之节节攀升,更重要的是,使众多的厂家对钧瓷有了全新的理解:钧瓷,这一先辈传承下来的瑰宝,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全新的形式使昔日皇宫的御用品再显尊贵和荣耀,那就是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搭建一个崭新的平台,依靠媒体的广而告之。一言以蔽之,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运作之路。 200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钧瓷精品在市场的运作中呈现出了百倍的身价。孔家钧窑的“伟人尊”、“祥和宝鼎”,荣昌钧瓷坊的“天保九如中秋瓶”、“中华千钧印”,王府钧窑的“四大美女”,御钧斋的“如意瓶”,古钧台钧窑的“中华民族团结瓶”等,皆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承认和好评。一个“华夏瓶”市场售价2.2万元,一尊“伟人尊”市场售价达到1.6万元。随着社会各界对钧瓷价值的认可,孔家钧窑将钧瓷的销售点布在了被人们称为“金街”的北京王府井大街。“黄金有价钧无价”这一流传千年的名言,在市场的热捧中成为现实。 钧瓷内涵逐渐丰富 ★名人效应充分显现 在钧瓷身价提升的过程中,文化的注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过去,钧瓷艺人最重视的是传统工艺,追求的是钧瓷窑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重复或略加改进传统的造型;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是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提升了钧瓷的价值。如果说没有窑变的钧瓷难以显示其独特的个性,那么,没有文化内涵的钧瓷就很难显示生命的张力。由此,钧瓷厂家进一步加强了与知名院校、著名艺术家的合作。禹州市钧瓷研究所专门为韩美林建起了工作室,一批融入雕塑、青铜器、岩画艺术,并蕴藏深厚文化内涵的新型钧瓷就是韩美林的力作;孔家钧窑全力推出、用视角转换艺术再现伟人毛泽东风采的“伟人尊”,则由中央美院数位资深教授倾心打造。 2005年,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市场上热销并颇有身价的钧瓷莫不深深地打上文化的烙印。今年是狗年,狗年如何做狗?目前,市场销售火爆的“旺瓶”就是荣昌钧瓷坊引领创新的又一杰作。早在去年8月,荣昌钧瓷坊就组织一批艺术大师研制狗年的贺岁礼品。该瓶将狗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用狗之汪汪声谐音为“旺”,将古钱币的财富理念、斗的聚财理念、宝鼎的尊贵理念、狗的守护神理念巧妙地融为一体,以“旺”直领主题。这样的创意不仅为贺岁礼品打开了一条新的创作思路,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文化在钧瓷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交流得到重视 ★理论研究初成气候 和一些传统瓷区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钧瓷的交流与传承靠的是艺人之间的口传身授。近几年来,钧瓷的研究得到加强,一批钧瓷研究的理论书籍和普及读物应运而生,对钧瓷的弘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5年,钧瓷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加深,研究的领域更为广泛,参与的人员趋向多元化。中国民协陶瓷委主任阎夫立所著的《中国钧瓷》(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重点图书),洋洋洒洒60万言,对钧瓷的产生、发展、工艺制作及鉴定欣赏,都作了翔实的解答;禹州市钧瓷研究所所长张金伟、研究室主任李少颍合著的《钧台窑发现与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对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用通俗的语言和平民的视角给予了解读,尤其是强化了钧瓷的鉴赏功能,对钧瓷美学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梅国建、柳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熊云新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钧瓷》(文物出版社出版),用大量珍贵的照片,记录了20世纪100年间禹州各时期生产的钧瓷200余种,对研究近百年的钧瓷历史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禹州市钧瓷研究所、许昌钧瓷研究会在钧瓷的研究与身价提升中,作用愈加明显。去年11月在禹州召开的全国性的钧窑学术研讨会,实际是钧瓷研究所鼎力促成的。这次会议几乎囊括了耿宝昌、王丽英、李辉柄、李知宴等国内顶尖的陶瓷大家,不仅使钧瓷的理论研究再次升温,更重要的是,对提升钧瓷的知名度和扩大它的影响力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钧瓷研究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钧瓷展览馆的建立、钧瓷论坛的开讲、钧瓷创新成果汇报展的举行以及陶瓷新人贺文奇的推出,使得钧瓷文化研究的氛围愈加浓厚。 市场秩序逐步规范 ★政府部门加强引导 2005年,钧瓷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我省制定了文化强省的规划纲要,特别提出要建立钧瓷生产园区。在全市举行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市委主要领导专门提出,要进一步加大钧瓷文化的开发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禹州市委、市政府和神垕镇党委、镇政府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认真做好钧瓷这张禹州最大的名片。他们从管理入手,在抓好市场的规范、窑口的审批、钧瓷文化的构建等基础工作的同时,着重在引导和服务上下工夫。2005年11月,受禹州市政府邀请,省工艺美术学会的有关专家以及禹州本地的钧瓷专家组成了评委会,开展了钧瓷珍品评定、钧瓷名窑评选、钧瓷手工艺制作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此次活动首次评出的七大“钧瓷名窑”,无论是厂区规模、创作理念还是经营方式,都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对钧瓷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同时也为政府加强钧瓷市场的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仿古作品有所升温 ★烧成方式渐趋多样 当钧瓷的发展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持续向好时,2005年,钧瓷烧成的复古现象值得关注。我们知道,钧瓷的烧成是由柴烧、煤烧然后转为液化气烧的。1994年,液化气烧制钧瓷在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研制成功后,被有关专家称之为中国钧瓷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此后,液化气烧逐渐代替了煤烧。去年,星航钧窑、晋家钧窑、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纷纷恢复了柴烧,并很快获得成功。尽管柴烧与液化气烧相比,技术难度、烧制成本都相对较高,而烧成率又低,但柴烧的厚重利润仍使这些窑口乐此不疲。星航钧窑不仅恢复了宋代的双乳状柴烧窑,还建起了元代的马蹄窑和清末时的炉钧窑;晋家钧窑的晋晓童则声称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柴烧,他说,宋代钧瓷的艺术魅力跨越了10个世纪,直到今天还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芬芳,再现柴烧美丽之神韵,是他毕生的追求。 在恢复柴烧的同时,仿烧作品也日渐活跃。李应州的仿宋作品,王建伟的仿元作品,李和振和尹建中的仿烧20世纪中晚期的作品也渐为一景。这批仿烧艺人眼光独到,基本功扎实,对艺术精益求精,部分作品甚至被一些钧瓷爱好者当真品出大价钱收藏。 2005年,是中国钧瓷丰收的一年,大事不断,喜事连连。这不仅体现在窑口的增多(经注册登记的有50家),影响力增强,文化交流的深入,更重要的是,钧瓷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走创新之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钧瓷的造型在创新,营销方式在创新,政府的管理也在创新。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创新就是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创新就是要在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专上下足工夫。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古也是一种创新,它是在现代钧瓷日渐丰富的同时,独辟蹊径的一种有效尝试。总之,是创新使钧瓷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是创新使钧瓷风光无限,是创新使钧瓷在河南所有的瓷种中独领风骚。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钧瓷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其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被誉为“国宝”的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先生在禹州看过部分钧瓷作品后,语重心长地指出,宋时钧瓷工艺在全国是拔尖的,尽管目前钧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不能夜郎自大。目前,钧瓷的窑炉技术还比较落后,制作工艺还比较粗糙,尤其是钧瓷整体造型上还比较“拙”,应该在“秀”和“美”上做好文章,真正体现出钧瓷的皇家气派。这是一位著名专家、一位对钧瓷寄予厚望的老人对我们的忠告。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钧瓷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正面临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如何将钧瓷这张名片真正做大,使其影响辐射全国,钧瓷制作如何在创新中既“秀”又“美”、精品迭出,值得每一位深深热爱钧瓷的人们认真思考,并努力付诸行动! 谁说定窑瓷器难登堂 对于定窑瓷器,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评价是“定州花瓷琢红玉”,元代文人刘祁的赞誉是“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但在南宋诗人陆游看来,这种东西却登不了大雅之堂。他在所著的《老学庵笔记》中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陆游说得没错,“芒口”确实是北宋晚期定窑瓷器的一大特色和缺点。所谓“芒口”,就是器物的其它部分满釉而口沿处无釉,是当时为增加产量和节省燃料而开始广泛采用把器皿反过来烧的覆烧法造成的。这使宋徽宗率先弃定选汝,定窑瓷器的售价一时一落千丈。 但是作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从五代后期到北宋中期的近100年时间里,定窑曾经烧造出大量精美的白瓷并使北方以漳河、汾河两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白瓷窑系。在这个窑系中,除河北外,还有山西的平定窑、盂县窑、阳城窑、介休窑等。 定窑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在古代属于定州,始烧于唐代,停烧于元代,是最早被选为北宋皇室用瓷的窑坊。考古资料表明,在已发现的定窑瓷器上刻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聚秀”、“德寿”、“慈福”等铭文,多达15种之多,而且有的铭文是进宫后由宫中玉工所刻,如“奉华”、“聚秀”、“德寿”等北宋皇宫殿名。 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定窑瓷器在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时也是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而且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 除了白瓷,北宋定窑也兼烧酱釉、黑釉、红釉、绿釉等瓷器,即著名的紫定、黑定、红定、绿定。明代曹昭对紫定、黑定推崇备至,认为“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今天的拍卖市场似乎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曾经拍卖过一件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碗,成交价高达1239.4万港元(约合158.9万美元),是拍卖数据库雅昌艺术网有记录的白定最高价格的3.3倍。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存世量相对较大的定窑瓷器价格比不上宋代五大名窑的其它产品。雅昌艺术网的记录表明,汝窑、钧窑、哥窑和官窑瓷器的拍卖纪录仅分别为577.5万元人民币(约合69.83万美元)、398万港元、364.78万港元及1100万元人民币。 涧磁村从唐代开始便已经制作出了和宋代白瓷相当接近的产品,并且大致可分为3种:第一种为日用粗瓷,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子、盆、三足炉和玩具等,器沿均折成唇边,丰肩、平底或玉璧式底,一般胎骨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灰白,烧结良好,与唐三彩胎骨有较多相似之处;第二种是小的装饰用品,如各式盏托、葵瓣口盘、兽形曲柄壶等,胎比较薄,断面较细而胎色洁白;第三种胎质更加细腻,胎色略黄,有部分产品为了取得洁白的效果,还在胎体上先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与宋代定窑白瓷相比,除了纹饰外,其它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 宋代定窑瓷器造型极为丰富,有盘、碗、灯、炉、盆、瓶、乐器等,几乎应有尽有,胎体轻薄、胎质洁白,釉面多为乳白色且白中闪现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黄绿色流釉,外壁釉薄处可见旋坯痕,如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釉面有大小不等的气泡。金代定窑器的部分产品内底有一圈露胎,是与北宋产品的明显区别。 不同时代定窑产品的器足与器形的变化有一定相关性。以碗为例,唐代早期产品大多平底浅身,胎质厚重,后期器身多为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薄而里外施釉。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此后,圈足制作更加精致,口沿也由直口变为唇口。到了宋代中期,器壁已由45度的直线形渐变为略呈弧状的曲线形,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了很大转变。 在五代之前,定窑白釉器都光素无纹,但到北宋初年以后,由于吸取了邢窑白瓷的精华和唐末、五代越窑的装饰技法,逐渐形成了划花、刻花、印花3种装饰技法。 划花是以篦状工具划出的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最常见的是莲瓣纹,有的还配有鸭纹。不过有些早期器物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一起运用,如在盘、碗的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较常见的纹饰为对称的双花图案。 印花纹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牛、鹿、麒麟和龙等动物。 在定窑瓷器中,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立件只装饰变形龙纹,而禽鸟纹饰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花卉纹则以牡丹、莲花最常见,布局多缠枝、折枝并讲求对称。 值得一提的是,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4层,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 “国瓷”几度兴衰 人才瓶颈考验“新国瓷”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釉下五彩瓷成为中国陶瓷的一大特色,世界性的创举。 现在,提起国酒茅台,人们耳熟能详;而国瓷醴陵釉下五彩瓷,却很少有人知晓。 色多不失淡雅 素洁令人惊艳 淡雅,素洁,这就是醴陵陶瓷给人的最初印象,没有大红大紫的炫目色彩,淡雅之中透出一种高贵气质。 醴陵陶瓷的生产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中唐时期,湖南的长沙窑首创陶瓷高温釉下彩绘技术,有釉下褐彩、釉下绿彩等品种,以后宋代的釉下黑彩、元明清时代的青花和釉里红都属于釉下彩。但这些品种都是单彩、双彩,表现手段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光绪末年,醴陵成功地将釉下五彩工艺用于瓷画的绘制。 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有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茶、灰等色,而且每一种颜色又有不同的品种,经窑变后所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 醴陵釉下五彩用色大胆泼辣,工艺技法精致巧妙,其画面色彩具有水份感,给人静中有动的感觉,看得见而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令世人惊艳。 景德镇,醴陵,素有“瓷都”,“瓷城”之称,二者曾并肩作战。随着历史脚印的流逝,新瓷都的涌现,现在醴陵陶瓷业已相距景德镇甚远,酒香也怕巷子深了。人们逐渐不知醴陵“国瓷”,这成为醴陵人多年来苦涩的尴尬。醴陵精美的瓷器盛极一时,两段辉煌历史在醴陵有口皆碑: 清末明初“昙花”一现 醴陵陶瓷“昙花初开”得益于清大臣熊希玲。二十世纪初,熊希龄为发展民族工业,实地考察后上书清政府,在醴陵创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设立“商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公司极为重视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请来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不惜成本采用频临绝迹的高岭土,颜料采用手工磨成,使用四次烧制工艺精心制作。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研发出釉下五彩,其色彩缤纷,晶莹润泽,清雅明快,风貌别具一格,引起中外人士关注。不过由于制作难度大,对工艺水平要求高,其成品率非常低。 1906年,醴陵烧制的陶器呈送清王朝,受到慈禧太后的嘉许,开始为清王朝和官府烧制瓷器,并荣获“官窑”称号。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参加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获得最优质奖。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醴陵釉下五彩瓷再得金奖,釉下五彩瓷也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至此,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名噪天下,蜚声中外,为中国陶瓷史写下了一段辉煌。这不仅是醴陵人的荣耀,也是中国的骄傲。 但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后虽稍恢复,已属惨淡经营。1930年前后,釉下五彩瓷基本停止了生产。 毛瓷奏响“红色官窑”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恢复醴陵陶瓷工艺。群力、国光等国营陶瓷大厂,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艺术瓷和日用瓷,使醴陵成了“釉下五彩之乡”。 1958年,醴陵开始为毛泽东生产胜利杯等生活用具;1959年,国庆十周年醴陵为首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馆生产专用瓷;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为醴陵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用瓷;1974年,醴陵为毛泽东秘密设计制作专用瓷,即毛瓷,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被誉为陶瓷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毛泽东专用瓷奏响了神秘的“红色官窑”,也使“瓷城” 醴陵辉煌一时并扬名中外。 改革开放后,醴陵红官窑担负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设计制作生活用瓷和国家礼品用瓷的任务。1986年,完成邓小平赠英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釉下五彩鸳鸯盘;1998年,为江泽民制作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红山茶咖啡具。博得国外友人的喜爱和赞赏。 典藏醴陵 新国瓷重振雄风 风雨沧桑十几载,醴陵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还是建国后的“国瓷”地位,都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致许多人提到醴陵,不仅不知它盛产名瓷,甚至连它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 此时,醴陵瓷城的一步步陨落,引起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注。在领导们的支持与帮助下,“品牌醴陵工程”启动,开启了醴陵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品牌醴陵工程以“典藏中国,从醴陵开始”为口号,将醴陵市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拉到创意经济时代,放大到“创意中国”的大格局来,提出“新国瓷”的定位。 “新国瓷”为醴陵瓷业注入了新活力,文化瓷、外向瓷、科技瓷、旅游瓷等概念被醴陵人丰富多彩地演绎着。醴陵瓷业逐渐发展为湖南的标志性产业,醴陵被确定为湖南陶瓷工业基地,陶瓷科技工业园被确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国瓷”的形象更加丰满。 2001年,再造“毛瓷”成功,比当年的毛主席用瓷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珍品中的极品,在国内外引起轰动;2002年,为政治局常委制作“常委杯”;2003年,李铁映在参观群力瓷厂后欣然题名“红官窑”。 醴陵瓷业已不仅是醴陵瓷,还是湖南瓷,是“国瓷”,更是“新国瓷”。一个曾经披满历史积尘的醴陵,瞬间焕发出璀璨的生机和夺目的光芒。“巴拿马金奖”也不再是久远的传说,而成为今天醴陵人进军国际市场的高级门票。 精品五彩瓷:红官窑VS 五彩堂 釉下五彩瓷因其浓厚的官府背景与渊源,被人们誉为 “官窑”,特别是解放后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辉煌经历和崇高地位,更增添了其神秘感和神圣感,被称为当代“官窑”、“国瓷”。2005年,隶属于群力瓷厂的醴陵红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以继承、弘扬和创新为理念,专业生产经营醴陵釉下五彩工艺礼品瓷,不断丰富“红官窑”的内涵,提升“红官窑”的品质。 醴陵五彩堂瓷艺馆,是又一个知名的制作五彩瓷的公司。五彩堂主要制作釉下高挡工艺瓷,产品造型优美,面清新典雅。2004年上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博览会上,五彩堂瓷艺馆精心打造的“富贵图”花瓶,被评委会授予传统金奖。 “一件好的醴陵釉下五彩瓷,集胎质、器形、绘饰完美于一体。瓷质细腻洁白,釉面晶莹润泽,画工精美,构图生动,意境清新,为醴陵瓷精品,是收藏爱好者追求的最高境界。”醴陵五彩堂总经理唐斌介绍,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出现距今仅为百年历史,由于张扬不够,作品扩展面不宽,创作数量有节制性,未及景德镇、潮州两地泛滥,传世作品屈指可数。 人才瓶颈 “新国瓷”拦路虎 得到政府的关心与支持,醴陵陶瓷业打开发展的新局面,然而财富靠人创造,醴陵陶瓷行业人才稀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延缓醴陵发展速度的重磅炸弹。 陶瓷业发展到今天,其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经营模式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了,最本质的差异就是人才。进入任何一个企业,唯独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对于手工工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礼品陶瓷,人才更是举足轻重,尤其是设计、造型、装饰人才。 现代陶艺,吸收了现代绘画、雕塑的造型语言和表现手段,同时保留和充分发挥了陶瓷工艺特有的美感形式和工艺效果。它直接取材于泥土,经水的洗礼、火的熔炼而成型,具有回归自然的天然属性。不过,在陶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的创造性具有超自然的魔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在设计方面,如果设计师能既发扬传统的精妙技艺,又融会现代科学的优势进行成形和装饰,设计出造型新颖、具有审美品位的陶瓷产品,让众多消费者满意,从而实现陶瓷作品的艺术价值,那么设计师就立下了汗马功劳。 “醴陵陶瓷艺术人才非常短缺,虽然每年都从景德镇陶瓷学院引进一二十个,但这仍然填补不了缺口。”瓷艺堂舵手黄永平介绍说,“画面装饰都缺乏人手,更别提研发创新了。”人才的供求失衡,导致醴陵本地企业间恶性地争夺人才。瓷艺堂和五彩堂瓷艺馆是醴陵两个知名的艺术礼品瓷公司,虽然交流沟通有利于企业向前发展,这两家企业却相互不来往。“我们两家相互不交流已成默认规定,人才太少了,尤其是画面装饰、设计方面,稍微有点交流就会被对方挖掉墙角,抢走人才。”五彩堂瓷艺馆总经理唐斌无奈地说。 新兴的潮州能获得“中国瓷都”的殊荣,就得益于其优秀陶瓷设计创作人才。他们在继承传统陶瓷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世界各地先进的陶瓷造型设计及艺术表现技法,创造出品种繁多、能代表陶瓷文化的陶瓷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将陶瓷艺术设计的智慧变成无穷无尽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财富。潮州陶瓷年出口额约60亿元的各类陶瓷中,哪一样都离不开陶瓷艺术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与潮州相比,醴陵只能望其项背。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醴陵市陶瓷行业人才状况可概括为“缺”、“少”、“低”。不仅缺乏较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和科技产品开发人员,而且,工艺试制、产品造型装饰设计人员少,其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偏低。 人才问题始终是我国陶瓷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醴陵,这一问题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醴陵要抓住这次发展的好机遇,首先要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矛盾。无论是与陶瓷学院合作,培养并引进人才,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培训基地,还是陶瓷企业加大人才投人,自我培育人才,醴陵人都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付诸行动。只有这样,醴陵陶瓷品牌才会更具魅力,更加精彩。 凤凰涅槃——千年瓷都景德镇2005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吴新雄表示,景德镇面对着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号称千年瓷都的景德镇,其陶瓷业产值只有20多亿元,只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15%左右。与景德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潮州陶瓷业年产值117亿元,出口额6.43亿美元;同样,与佛山、德化等产瓷区每年过百亿元的产值相比,景德镇陶瓷产业所占比重与千年瓷都的称号也相去甚远。如何巩固千年瓷都的地位,对景德镇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有人认为:瓷都地位的形成,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陶瓷的发明地并不是景德镇,景德镇瓷都地位的形成,有其地理、资源因素,更有历史因素。历史条件变了,瓷都地位的转移也是自然的规律。目前,佛山瓷区的发展有珠三角强劲的经济撑腰,具备新瓷都发展的天时地利。 市场经济时代,一切跟着市场走,市场需求总在更新,没有一种品牌可以亘古不变。景德镇这个千年品牌,也无法因循守旧,倚老卖老了,它正在谋求转变,寻求创新。瓷博会的召开,有志之士的强烈呼吁,引发我们深思,景德镇陶瓷业出路在何方? 艺术景瓷:个性突围 提起陶瓷,人们首先会想到景德镇,景德镇的艺术瓷首屈一指,至今国内仍无人能比。不过国内艺术瓷普遍缺乏创新,包括景德镇艺术瓷,无论是陶瓷的画质,还是陶瓷的器形,都太古老太传统了。作为行业领头羊的景德镇艺术瓷,只有打破这个局面,确定一个有秩序的发展方向,才能有好的发展。 目前,景德镇较优等的陶瓷制品几乎多是复古的仿制品,缺乏诠释现代生活、现代文化的艺术品,这些如假包换的仿制品脱离了现代生活,总是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陶瓷仿制品显然与现代人的审美格格不入。作品也就难以引起消费者的共鸣,怎能卖出好价钱呢? 就整个中国的瓷器发展来说,有些地区的所谓创新,只是较多地具有日本风格而已。而古老瓷都景德镇面临的是世界制瓷业的挑战,我们期待的是在原料、制作工艺、釉彩、装饰手法、装饰图案以及器形等各个方面,有所创新的艺术品。只有如此,景德镇才能以崭新的面貌逐步占领艺术瓷的世界市场,才能焕发古老瓷都的青春。 在本届瓷博会上,艺术景瓷占了相当一部分展位,三号馆完全是艺术瓷的天下;二号馆里,艺术景瓷占的比重也不少。展会上的艺术景瓷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数量庞大,同时,又缺乏个性,没有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展品,器形上大多是古老的花瓶和一成不变的杯碟,与国际精品区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展品相比,显得太过质朴。 虽然景德镇艺术瓷具有响当当的品牌,但是它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卖出个好价钱,几年前,景瓷大师级作品,曾经卖过地摊价,令人心痛不已。俗话说“物以稀为贵”,艺术瓷需要个性化地限量生产,价值才能充分显现。比如日本的九谷烧,九谷烧是日本一个叫九谷的地方生产的瓷器,和景瓷一样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九谷烧的作品都出自小作坊,作坊之间相互认识却从不打听对方在做什么产品。一幅画面造型,九谷只有一家生产,而且这一家画得最好,而其他各家则各有所长,由此避免了产品的重复,也就能卖个好价钱。九古烧中方代理袁江平说,“因为它是艺术品,所以要限量生产,只有限量,一个小茶杯才能卖到1000多元。” 生活、建筑用瓷:艺术扩张 景德镇艺术瓷透着空灵的艺术气息,如果让艺术景瓷的艺术走出象牙塔,走进厂房,走进流水线,将制作出颇具品位的生活、建筑用瓷。瓷博会上,生活用瓷、建筑用瓷艺术化的声音此起彼伏,艺术化的生活用瓷意味着什么呢?来自台湾的法蓝瓷,一枚小小的咖啡勺,或是一只精灵长颈鹿,或是一支娇羞幽兰,卖价是138元,而景德镇各种陶瓷市场上普通的小勺多则几块钱,少的只要几毛钱。这就是艺术的市场价值。 景德镇鹏飞建陶有限公司给了大家希望,已将假设变成事实。该公司的艺术化建筑瓷不仅保持了景瓷原有的风格,又拓宽了景瓷未来发展的领域,就算不扩大生产规模,同样能够提高产值。“企业正在追求的,正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公司副总经理欧阳琦建议,“相关部门应该着力推动艺术景瓷的市场化。”对有着千年传统与历史的景德镇,走出历史确实需要多方面的引导与推动。 科技瓷:营销先行 景德镇国际高新技术陶瓷成果展在本届瓷博会上亮相。陶瓷是—个古老的工业,年轻的科学,现在高新技术陶瓷的运用领域非常广泛,具有无限的市场发展空间,已突破了传统陶瓷的意义。 高科技陶瓷正在不断发展,如先进结构陶瓷已经成为继金属及工程塑料之后高速发展的第三代材料,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电器、化工、汽车等行业,功能陶瓷被集成电路板广泛应用,而医学界则非常关注生物陶瓷…… 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2000年仅陶瓷基复合材料全球市场规模就已达到408亿美元,而从1985年开始全世界高科技陶瓷的销售额,正在以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高科技陶瓷的发展,无疑给景德镇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西省著名的高档日用瓷生产厂商,专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钩鱼台国宾馆以及上海APEC会议提供产品。该公司意识到高科技陶瓷市场前景广阔,已向该领域拓进,目前研制成功并可批量生产的抗菌陶瓷,而且准备将纳米技术应用到新品中。景德镇东升特陶公司建立之初就瞄准高科技陶瓷,着重生产陶瓷真空管、陶瓷传感器、电子陶瓷等。 然而,这两家率先觉醒的企业并没有在高科技陶瓷上尝到太多甜头。一位负责陶瓷产品销售网点管理的先生表示,对于陶瓷产品来说,工艺品卖得最好,日用品其次,而高科技陶瓷价格和产品竞争力不强。“因为市场没打开,接不到大订单。”给人的感觉是,虽然高科技陶瓷利润大,但产量低,总体情况不如工艺陶瓷。 看来,初涉市场的景德镇科技瓷,不但要研制开发新产品,抢占陶瓷行业的“制高点”,还需要营销先行,打开销售渠道。 景德镇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拥有全亚洲独一无二、完善的陶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景德镇具有优质的水、土等陶瓷原料……有这么好的基础,不能把陶瓷产业做上去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相信,经历涅槃,景德镇这只凤凰会更健壮地展翅翱翔。陶艺怪杰邢良坤 中国是陶制品的故乡。不少外国文字里甚至用陶瓷代称中国。人类进入科技时代,全世界兴起了追求中国陶的时尚。一些国外厂商纷纷采用高科技手段研究新的制陶工艺;一些国外专家甚至认为,古代中国陶的制作工艺曾经达到高峰,但是当代中国陶的制作工艺已经落后了,中国陶艺的王冠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光泽。 2003年3月,一位中国学者参观了维多利亚博物馆———这座英国乃至欧洲收藏艺术品最多的大型博物馆。令这位中国学者惊叹的是,在该博物馆中国展厅最醒目的门厅前,赫然陈列着“中国陶王”当代著名陶艺家邢良坤的陶艺作品专柜。 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来有不收藏当代陶艺作品的惯例,但故宫博物院却先后于1994年、1999年先后两次破例收藏了邢良坤的26件充满了科技发明智慧的作品。 邢良坤的工作室坐落在大连市秀月街旁的一处小山坡上。这是一个接待过国内外贵宾的中国现代陶艺馆;这是一个制作并储藏“中国陶王”二三万件作品的艺术殿堂。吴仪副总理在出席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期间曾在辽宁省政府领导的陪同下来这里参观。吴仪副总理详细地询问了“邢陶”的烧制过程。 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选择邢良坤的“邢陶”作为世界瑰宝赠给各国友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高官们都为“中国陶王”作品的神奇魅力而惊叹不已。邢良坤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陶艺作品已作为世界瑰宝走进亚欧拉美各国;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各地区的首脑、社会名流收藏“邢陶”。邢陶传递着神奇的东方文明;凝聚几十项科技发明智慧的邢陶也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国陶艺的辉煌历史还将延续。 邢良坤尝过人间的辛酸苦辣。他对记者说,“我只上过五年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下过乡,种过地,养过鱼,赶过大车。后来进工厂,车钳铆电焊样样干,样样精,在工厂里技术改革、设备改造都弄出了名堂,结果却连个技术员也没资格评上……”邢良坤颇多感慨,我现在成了陶专家、教授;其实,我就五年文化;所以,凡是五年以上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的知识是日积月累而来的,是一边干一边学来的。 瑶里:世界瓷都源地 千年追寻的故乡 躲在赣皖交界的翠山中,藏在景德镇甜美的怀抱里,一地如歌的山水,一处梦里的故乡,古村老树,古窑古矿,鸡鸣狗吠,稻田菜畦,鱼群荡漾,红色遗韵,江南情怀……这里是世界瓷都的源地,这里也许是大多数国人千年追寻的梦里故乡———瑶里。
梦境瑶里
讲到瓷器,景德镇人都是满脸豪情,可瓷从哪里来的呢?景德镇人神秘地一笑:瓷从山水中来。带着这样的悬念,我们追寻着山水,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有“瓷源、茶乡、林海”之称的瑶里。 暖风和煦。刚一下车,闯入眼帘的密密匝匝的森林给心情一个激灵。这里是汪胡景区。行走在森林中的林荫小道,无数珍贵植物近在咫尺,葱郁得遮天蔽日,山中鲜红的粉红的杜鹃花像是多情的少妇姿意张扬。天河谷,集险奇俊秀于一体的奇幽佳境;南山瀑布,全长400多米,落差达220米,挂在光滑闪亮的绝壁上,绝美壮观;徽州古道,昔日徽商入赣必经之地,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道,光滑的石板路上不知承载着多少千年的传说。 瑶里是古代景德镇制瓷原料的产地,境内盛产制瓷原料———高岭土,至今仍蕴藏丰富。在饶南陶瓷主题园区,步行的小道旁散落着千年的碎瓷片,那古民窑、矿山坑洞静静地展示着,依稀透露着古意。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熊熊窑火映红了窑工满是泥水的脸庞,听到了窑工们齐声吆喝的阵阵山歌。 坐落在群山环绕下的梅岭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村头的千年古樟、屋后的百年老树在向我们诉说着张氏宗祠的古老悠久,依山傍水粉墙黛瓦,恰似一幅意境恬淡的中国画。梅岭还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外景地,老耕牛、竹排、溪流依旧,村子里不乏机灵勇敢的“潘东子”。
千年瑶里
瑶里古镇,始建于西汉末年,群峰环抱,如画如屏,“母亲河”瑶河穿镇而过。数百幢明清徽派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瑶河两岸,飞檐翘角,粉墙黛瓦,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这块宝地自古出了不少人才,是西汉长沙王吴芮、南宋开国侯李椿年、清朝工部员外侍郎吴从至等人的故里。名人们遗迹至今尤存,有展现家族礼仪的进士第;有再现革命斗争历史的陈毅故居、抗日动员大会会场、红军游击队驻址;有印证往日繁华景象的明清商业街和古代东埠码头的东埠古街。 小镇街道狭窄曲折,游人稀少,偶有居民经过。建筑保持着完好的初始风貌,陈旧的颜色标志着古稀的年龄。两旁依然还住着朴实的居民,古老的砖墙上还留着上世纪70年代的大标语,木板门口高悬的红灯笼是这里惟一的亮色。走在街道上,顿时觉得我们这一群穿着现代的深圳人是经过时光隧道闯入桃源仙境的异类。我们不禁小心翼翼起来,生怕破坏了眼前的宁静。 仿佛见惯了大场面,小镇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根本无动于衷。依旧炊烟袅袅、鸡鸣犬吠,一派祥和。穿镇而过的瑶河旁,居民自在地洗衣洗菜,正当我们惊喜于河水的清澈时,不知谁喊了声:“快看,鱼!”天啊,瑶河里几乎满满一河鱼。鲤鱼、鲢鱼,一群一群,而且块头都很大。河边的居民根本没理会我们的大呼小叫,在鱼群的缝隙中拨开水纹继续洗菜洗衣,淘气的鱼儿正在追逐着菜叶、啃咬着村姑的脚趾。怎么回事啊?直到我们看到矗立河边的一块石碑才明白。这是“禁渔牌”:根据民意,瑶河鱼群禁止捕捞……我们被深深感动了,好善良的瑶里人用如此质朴的方式表达对“母亲河”的感激。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政治任务造就瓷中精品:毛泽东用瓷醴陵毛瓷
1958年至1974年,湖南醴陵窑多次为毛泽东制作生活专用瓷,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由于种种原因,散落于民间的毛泽东用瓷非常稀少。直到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上毛泽东用瓷才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花碗尚有釉裂,但因收藏价值高而大受藏家追捧,最终以8.8万元成交。后来多件毛泽东用瓷陆续被发现,如四季花卉纹碗、梅花系列食具、胜利杯、茶壶、红山茶鱼盘、烟灰缸、牙盒等。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研究。
7501毛瓷
1975年4月,中央办公厅向江西省委下达任务,要求原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在3个月内完成毛泽东用瓷的研制任务,为毛泽东既保温、防尘,又实用美观的优质餐具。这个任务是该所1975年的第一项任务,故称7501任务,这次研制的产品称7501瓷。
7501瓷的外形装饰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李雨苍按照上级要求设计完成的。这套瓷器的外饰在风格上力求简洁、典雅、端庄、稳重,有中国特色,线条流畅优雅,器形饱满,古朴大方,达到了艺术与实用的完美统一。众所周知,陶瓷装饰有釉上彩和釉下彩两种,7501瓷釉上彩装饰画面有水点桃花或水点梅花;釉下彩装饰图是彭兆贤设计绘制的“翠竹红梅”。
7501瓷全是手工制作的,但总体造型精神面貌大体统一。其特点是传统、饱满,加工精细到位,给人以精神熏陶和美感,其造型及其厚薄是较难仿造的。器物上装饰的“翠竹红梅”构图别致,花头的正、侧有度,花苞分布得体,花丝、花蕊错落有致,造型姿态各异,生动秀美。整个画面十分素洁、高雅,梅竹有傲霜斗艳的精神气质。 纵观近百年磁州窑窑火穿行在彭城的老街作坊,不断有古朴的馒头窑、笼盔墙、瓷片堆、古作坊等映入眼帘,那砖砖瓦瓦、沟沟坎坎,见证着磁州窑千年窑火,激起人们对磁州窑文化的回忆。 磁州窑是著名的民窑,在瓷器的造型或装饰上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产品多是日常生活必须的盘、碗、罐、瓶、盆、盒之类的用具。瓷器上面用十分简练的笔调画出人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画面,线条流利、自由奔放,表现出民间艺术所共有的豪放朴实的风格,随着“市井文化”的发展,民间艺人创作出大量瓷器装饰画面,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市场。 磁州窑作为民间窑,它的生产不受官府的约束,也不因王朝的灭亡更替而停烧,只为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多种多样的需要而延烧着,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装饰品种,为中国陶瓷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篇章,历史上曾赞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 有人认为,强烈的民众性恰是磁州窑悠久生命力所在,磁州窑一直延续到现在,千年窑火未绝。但是现在,磁州窑的传统工艺该如何传承和发展,令磁州窑的子孙们牵肠挂肚。 1918年,河北巨鹿发掘出大量宋代磁州窑陶瓷,引起国内外振动,从而点燃了磁州窑研究的烈火。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磁州窑人在恢复磁州窑艺术、继承磁州窑传统和发展磁州窑方面,创造了磁州窑现代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 初恢复:学院相助 新中国成立后,在工商业改造中,彭城一带自发的个体窑场、手工作坊全部改造为国有公私合营等形式的企业,传统的手工操作被工厂化生产淘汰出局。这种情况下,磁州窑传承下来的手工制造工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代的危机。 1958年,随着恢复民族传统工艺的问题提上日程,彭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陶瓷研究所,集中磁州窑老艺人开始磁州窑的恢复工作,还成立起一家艺术陶瓷厂开展研究试制,靠老师傅传、帮、带培养传人。 60年代初,我国著名陶瓷艺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梅建鹰先生,带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来到当时彭城陶瓷研究所实习,对磁州窑工艺的恢复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对磁州窑的传统生产工艺、原料、辅料及多种工艺技法进行研究,并研制出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传统产品和创新作品。 全面恢复:引来日本陶瓷专家 七八十年代,是现代磁州窑大发展和辉煌的年代。磁州窑学术气氛浓厚,理论和实际得以结合,继承和发展相得益彰,可谓是红红火火、沸沸扬扬、成果累累。磁州窑陶瓷公司以“红(红玉瓷)、黄(象牙瓷)、兰(青花瓷)、白(白玫瓷)、黑(医术瓷)”为主体,艺术瓷异军突起,磁州窑传统技法得以全面恢复。“酒香不怕巷子深”,好的创作环境吸引来四面八方的专家、艺术家来磁州窑进行艺术创作。 70年代中期,河北省轻工业厅在唐山召开的“河北省第一届陶瓷美术设计评比会”上,邯郸陶瓷参展作品琳琅满目,独树一帜,震动世人,包揽了多数奖项,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当时中国美协主席、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题词“推陈出新”。赵老朴初观后感慨激动,即兴挥笔“艺术弘千载,光彩耀四方”。 80年代初,邯郸市磁州窑研究会诞生,会员不仅有热衷于磁州窑的专家、学者、爱好者、收藏者、理论研究者,而且还吸收了一大批包括日本陶瓷专家蓑丰在内的外籍会员。当时,磁州窑陶瓷公司领导王鲁民热衷向社会宣传磁州窑,支持创办中国磁州窑艺术陶瓷厂,用一句时髦话说是“不遗余力包装磁州窑”。 市场化:家庭作坊不如人意 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给磁州窑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磁州窑开始顺应社会以一种新的模式寻求发展,原来的国企陶瓷公司裂变成十几家个体大、小瓷厂。同时,磁州窑陶瓷公司内,传统工艺与工业化生产不相容的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1996年起,原企业内从事传统工艺的艺人纷纷另立炉灶,重又操起了手工制作,文化型陶业与实用产品型陶业分道扬镳,彭城镇上接连冒出了几十家家庭式陶瓷作坊。 与以往相比,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些家庭式作坊更注重仿古逼真,更注重市场经济效益。风雨飘摇十几载,一些优秀的磁州窑人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打出了自己的新天地,如磁州窑文化艺术家刘立中、阎保山,常年研究磁州窑有非常深厚功力和造诣;安氏窑主安际衡,年轻有为,胸怀大略,成立大家陶艺有限责任公司。 慕名到彭城的名人陶瓷作坊,原以为制品比较艺术化,不像市场中的一般商业品,结果是失望了,作品都是些典型的仿古制品,可观性并不大。或许,由于一边要生产,一边还要抓市场,艺人们已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暇顾及创新了。 目前传统磁州窑工艺赖以传承的家庭式作坊普遍不景气,往往仅能养家糊口,甚至于一些艺人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忍痛割爱。这些作坊多由艺人凭借一身技艺为资本白手起家,资金不足,缺乏经营头脑,销售范围打不开,只能靠朋友和原来知道的熟人经销,生产经营行为完全由“小市场”(本地市场)左右。由于抵御风险能力很差,稍遇挫折,作坊就垮掉了。而且,磁州窑最初的原料“大青土”,浅层已经很少了,只有打井到地下二三十米处采土,这项成本对于一个小窑户来说,也负担不起。 畅想:品牌产业化 如何让磁州窑的风格在现实生活中活跃起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磁州窑的子孙,这个愿望令磁州窑的子孙多年来牵肠挂肚。有人建议:效仿国际陶瓷界风行的“设计品牌”,把磁州窑包装成独创的设计品牌,生产艺术品和日用品;利用有形文化遗产,如遗址、古瓷文物、民俗等开发地方性旅游产品。他们急切地盼望着与那些愿意亲近文化的企业和经纪组织联手。 如果单靠艺人们的自身力量发展,很难形成规模。对此,当地文化部门也提出,借鉴外地传统文化产业化的保护发展道路,对这些“文化个体户”,给予政策支持及税收扶持,帮助这一古老独特的区域文化遗存,尽快完成向现代产品的转换。 众人一心,其利断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磁州窑子孙会打响磁州窑品牌,磁州窑也会“火”起来! 青瓷第一人——朱文立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汝官瓷烧造于宋哲宗元佑元年到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086-1106年)的二十年间,后失传,目前全世界仅存六十余件传世品,是举世公认的稀世珍宝。 汝官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色泽独特,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典型特色。其烧造技术失传八百年来,海内外陶瓷艺人为使天青釉再现于世仿烧不断,但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成功。一些工匠叹曰:“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但是“在不可能中实现可能”,朱文立大师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座右铭。 朱文立先生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上千次实验,1987年,终于使一代瑰宝汝官瓷天青釉再现于世,并通过鉴定,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空白,载入了《1992年中国技术成果大全》和日本国家编著的4卷史书《中华五千年》。朱文立也被誉为“汝瓷的传人”,被日本专家誉为“青瓷第一人”。 朱文立是汝瓷界赫赫有名的民间专家,任汝瓷博物馆副馆长,汝瓷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河南省分会理事,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艺术大师。 朴实的朱文立大师曾说,自己仿佛是为瓷活着,爱在瓷上认个真。为了恢复和发展汝瓷,朱文立的大半生都与瓷相伴,在不懈追求中度过。 1976年以来,朱文立一直从事汝瓷研制工作,先后研制成功了临汝窑豆绿釉、天蓝釉、月白釉、葱绿釉、汝官瓷天青釉,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和单项奖近20项。1994年8月,荣获“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1998年,获“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2000年5月,获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纪之光》“优秀主人公”奖等等。中央及省级媒体多次采访朱文立,传颂他的事迹,他的贡献。 从1989年开始,朱文立只要发现有盖房挖地基的,便去守候。历经十多年研究查找,终于在汝州城内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宋代汝州新窑器以及北宋汝窑张公巷窑址,有望破解北宋官窑千年失踪之谜。近几年,张公巷窑址惨遭破坏和盗挖,朱文立痛心疾首,哽咽道:“窑址破坏了就再也无法恢复,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为更好地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朱文立成立了朱氏汝瓷有限公司,对汝官瓷进行深层次开发研究,研制出寓观赏、收藏、实用于一体的汝官瓷系列产品,来传承汝瓷文化。 为了瓷的梦想,为了汝瓷事业,朱文立默默地坚持着,他坚信汝瓷的明天会更美好。不过,汝瓷能否重新焕发生机,需要全体汝州人民和所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一起努力,将汝瓷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醴陵陶瓷中国的英文“CHINA”本意就是瓷器,可见,中国最初被外人所认识是因为中国的瓷器,瓷器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古老的瓷器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以瓷闻名的城市,除景德镇外,醴陵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醴陵陶瓷的历史 醴陵陶瓷的生产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中唐时期,湖南的长沙窑首创陶瓷高温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磁州窑,以及元明清时代的青花,釉里红这些釉下装饰工艺都可以说是在长沙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让世人惊艳于醴陵瓷器的精美工艺的几段历史,在醴陵有口皆碑:早在清末,“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的醴陵瓷就已名扬天下。二十世纪初,在著名人士熊希龄的积极参与下,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创办了“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当时聘请了景德镇的师傅傅授制瓷技术,并且还聘请了日本技师做教员,接着他又招商集股设立“商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开始就极为重视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当时有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张晓耕,吴寿祺等,他们为醴陵釉下五彩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907年至1915年间,瓷业公司创作的釉下五彩陈列瓷,先后参加了湖北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金牌奖,至此醴陵的釉下五彩名噪天下,蜚声中外,釉下五彩瓷也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红色官窑”扬名国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在五十年代成立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这个时期无论在生产工艺,规模,艺术水平,色料品种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提高,还有一些老牌的瓷厂,如群力,国光等,使醴陵成了“釉下五彩之乡”,产品有艺术瓷和日用瓷, 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红色官窑时代,显赫而神秘。醴瓷为毛主席等领袖所钟爱,“毛瓷”的神秘色彩到现在还让很多人尊崇不已;随着醴瓷走进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国家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精美礼品馈赠外国元首。醴陵的瓷文化,对内是向心力,对外是张力。 到了醴陵,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强烈的瓷文化的冲击:醴陵人骄傲地“炫耀”着醴瓷的精美,公务员将印有毛主席用瓷和获得巴拿马金奖的釉下五彩瓷瓶的名片递给外来的客人,数以十万计的醴陵人忙碌于瓷器生产车间,甚至连中小学生也在瓷器上描绘着他们对瓷文化幼稚但认真的理解……。这是一种是由瓷文化释放的巨大的向心力。 如果说“红色官窑”是醴陵作为“中国瓷城”辉煌一时并扬名中外的象征的话,那么,现在的醴陵,则已不可同日而语。 2001年,再造“毛瓷”成功,比当年的毛主席用瓷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珍品中的极品。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联合国大厦等重要场所的专用瓷;馈赠外国首脑的礼品瓷;……。这则是一种由瓷文化释放的张力。 如今,“新国瓷”、“新醴陵”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醴陵的瓷业逐渐发展成为湖南的标志性产业,醴陵被确定为湖南陶瓷工业基地,陶瓷科技工业园被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所有这些都有在激情的彰显醴陵瓷业新活力。 醴陵在发展瓷业方面,用文化提升瓷业内涵,用产业来彰显瓷文化的魅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融合,既做大了陶瓷产业,又发扬光大瓷文化。这是文化与产业水乳相融的生动诠释。 醴陵在发展瓷业方面,用文化提升瓷业内涵,用产业来彰显瓷文化的魅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融合,既做大了陶瓷产业,又发扬光大瓷文化。这也许就是文化与产业水乳相融的生动诠释吧。 融入世界经济圈 对于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他们并不愿意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能不能在世界经济圈中分一杯羹,对于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机遇稍纵即逝;放眼国内,几个主要陶瓷基地各有特色,如何突出各自特色,彰显各自优势,形成并行互补的产业圈,对醴陵来说,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中国日用瓷和炻瓷的代表。 醴陵有补缺的优势,有补缺的能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醴陵的优势,醴陵100多万人口,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如此,醴陵还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陶瓷技术经过多年的锤炼,已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从事陶瓷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十多万技术成熟的技工分布于醴陵几百家陶瓷企业。 陶瓷作为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产业,是醴陵的优势,技术可以学习,人才可以流动,但文化却是深深扎根于醴陵自己的土壤中,搬不走移不动。所有这些,都成就了“外向瓷”的美名。 如今,醴陵作为中国日用瓷和炻瓷的代表,在国内独领风骚,尤其是炻瓷,94%以上出口。去年,醴陵出口陶瓷再创新高,达到1.8亿美元。醴陵也因此连续数年稳居湖南省县市创汇第一的位置。醴陵瓷成为名符其实的“外向瓷”。 越是本土的,越是外向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醴陵守住发挥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醴陵瓷业,占据了别人无法超越的优势位置,形成了醴陵瓷业强大的市场控制力,为有效地融入世界经济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醴陵瓷业仅仅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那么,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形势下,醴陵打造“新国瓷”形象恐怕还是难以为继。既然是“新国瓷”,那么也要与时俱进,老国瓷是陶瓷文化源远流长的结晶,“新国瓷”则要借助科技进一步释放“国瓷”魅力。 如今的醴陵,科技兴业的意识深入人心。最令人振奋的是,陶瓷科技工业园已被确定为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这家以高新技术陶瓷为主题的工业园,是依托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示范园区,以打造中国陶瓷科技创新基地和国际陶瓷制造基地为目标。 醴陵的陶瓷产业已逐渐从传统的低附加值产品逐渐提升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上来,科技兴业不再是梦想。 科技兴业,不是一味地贪大求洋,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结合本土实际,立足于挖掘本土传统产业文化内涵,发扬积淀深厚的优良传统,用科技手段释放本土传统产业的文化张力和市场抓力。所以,醴陵的“国瓷”雄风犹在,其内涵还被演绎得更加丰富,“新国瓷”的形象更加丰满。 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在醴陵也产生了“旅游瓷”热的现象,这是“国瓷”文化的有效延伸,以“红色官窑”著称于世的群力瓷厂和国光瓷厂是旅游瓷的代表。由于醴陵瓷的传奇经历和神秘色彩,很多人都对醴陵瓷表现出了强烈的尊崇和浓厚的兴趣。但此前,醴陵瓷虽然扬名天下,但其充满神秘色彩的制作过程还不为人所知,对其珍藏的各种瓷器精品,许多人还只闻其名。鉴于此,醴陵于2003年推出瓷业工业旅游项目,向广大游客揭开国瓷神秘的面纱。 瓷业工业旅游项目一推出,每年都将有10多万中外游客前来观光,在每年创造几百万旅游收入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知名度,商机无处不在。醴陵瓷业工业旅游项目的兴起,是国瓷文化利用旅游项目的有效延伸,带给醴陵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更是巨大的市场效应和品牌效应。 谁来接替昌江金秋十月,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风风火火召开,风靡瓷业。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城,景德镇中国瓷园,三个高品位展区,精品荟萃,令人流连忘返。 瓷博会历时一周戛然而止,盛大闭幕,有人开始质疑博览会的“火热”,言“景德镇地方小,交通不便,人气不足,展区冷冷清清”,尽管博览会圆满结束,但未达“炙手可热”程度。 昌江引领木帆船时代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江西、安徽二省交界,四周被庐山、龙虎山、三清山、黄山、九华山环绕,有鄱阳湖、千岛湖左右辉映。可以说是地处依山傍水的丘陵地带,而且位居内陆,偏僻之隅,起先无人知晓。 到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真宗皇帝赵恒派遣官吏来此监制御瓷,所有瓷器底部均书“景德年制”,从此这里名扬天下,地名也变为景德镇。 景德镇背山面水,昌江沿着城脚蜿蜒而行。昌江是景德镇境内的主要河流,它自北向南贯穿全境,并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直通东海。而景德镇境内的三条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也于不同地点汇入昌江,且支流流经之处,多为制瓷原料和燃料的重要产地。在古代陆路交通不畅的情况下,昌江及其支流的水路运输对景德镇的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昌江的水既是运输瓷器、运输制瓷原料和燃料的重要通途,又是粉碎瓷石的重要动力,也是淘洗瓷泥的重要工具。当时,景德镇沿河建窑,沿药成市,整个城市沿着昌江两岸,呈长龙形延伸。 景德镇凭借这一泓昌江水,打破了瓷都偏处一隅的局面,它接连长江,达于外洋,维系着景德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形成一条水上“陶瓷之路”。景德镇的瓷器通过昌江运到湖畔的波阳,再从波阳运到汉口、长沙或上海、宁波,辗转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另一条线路则是,从昌江通过赣江,再从赣南的梅林陆路运往广州,从广州直接运往海外。 昌江,见证了景德镇陶瓷的兴衰,如今伴随着景德镇的衰颓,那条曾经繁荣了上千年,同时也繁荣了景德镇的昌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迅捷时代,新路在何方 木帆船的时代过去了,我们需要更新更快的路,来连接景德镇的过去与未来。然而,在如此便捷和快速的时代,人们似乎不愿深入偏隅,国际陶瓷大厂较少考虑深入内地。景德镇的地理位置远不及东南沿海,佛山的迅速崛起,开始冲击景德镇的“瓷都”地位,交通成为景德镇人的心痛。 闲逛瓷博会,尽管门票是免费的,但馆内参观者稀稀落落,没有出现想象中的人流高峰,而且多是江西本地人,外国人寥若晨星,参观者似乎还没有参展商多。 一位前去参观博览会的先生抱怨道,景德镇的交通太不方便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做完火车转汽车,太折腾了。看来,有不少人对这麻烦的路途望而却步了,这应该是博览会人气不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们常言,“要想富,先修路”,景德镇要提升瓷都地位,首要应解决交通问题。庆幸的是,景德镇人已注意到这个瓶颈,政府规划的三大高速公路和两大铁路即将投入建设。 景德镇环城高速公路、九景黄高速公路、安景鹰高速公路,这三条高速公路的建设,直接打通了景德镇往东南西北4大方向的主要通道,使景德镇有方便的出入城快速通道,快速通达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大城市。九景衢铁路已经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皖赣复线拉直提速改造也快走上日程,这将改变景德镇无东西走向铁路的局面,提高承运大量重工业的能力。 这些建设将为景德镇潜力的发挥打下深深的铺垫,不过,要彻底解决制约景德镇工业经济发展的大瓶颈,仍需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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